【正义辩证】对父母官的辩证

古代中国乃至许多专制国家官员都称为父母官，人民才被剥夺了一切权力下，当然，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只能寄希望于官员真正能先父母一样对待每位平民子女；当通过科举考试的那些来自平民家庭的父母官声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时，广大平民就感激流涕，也多了一份希冀。然而，国家最多只是停留在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问题是，这是学者的主张，即使应为统治者的采纳的良言，也如同科举考试为官者一样，无法得到保障。以致仍然导致一代又一代的起义，直到满清的终结，还直到表面上成为民国，以人民选举的官员自居，实际上也是大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支助、左右下的政府官员在为民做主，以致最终又被共产党推翻。然而，这一本来应皆大欢喜的局面，却被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主动放弃政权，而似乎终告：政府官员不得为人民的父母，只能为人民的公仆！问题是当广大平民仍然无权直接决定事务时，选举出的所谓公仆仍然如同父母，而且，还因土地私有制分裂了人民的力量，也挤压了政府权力时，使人民必然贫富悬殊，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都足以抵消成千上万平民力量与权利时，这类父母只会更加偏颇于力量大者。如在美国，明明允许私人持枪百害无一利，使广大平民连生命权都无保障，就因顾忌少数大财团私营生产、买卖、使用枪支的特殊需要，而导致全民，当然主要是没有保护、又天天得出门在外为生计奔波的广大平民受害。即，这样的官员不仅仍如同父母，人民事实上没得选举，如同人民可以选择母亲，但它是一夫多妻制，却选择不了大权独揽的父亲——占据最好最多土地的大地主阶级——国家无非就是由土地构成的。而且，如此父母只会更加忽视广大也被私有化的平民子女的要求——只要求子女有自由的自生自灭。

故，人类联合成为一个大家庭是必须的，不然，土地私有制即使在道义上也不会比国有制为主的专制社会科学与人道。毋庸违言，既然全民联合为一个大家庭，大家庭里自然应有父母家长，政府领导人也如人民的父母。在情理上，子女一般是不会要求选择父母的，就在于父母对子女的奉献精神，对每位子女的公平对待，并非主要出于血缘关系，当觉得父母对自己不好或严重不公平时，子女同样会选择离开，去寻找义父义母等；有时父母会觉得很委屈，自己对子女已是尽力满足其物质要求，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于牺牲，其实，子女越大时，要求的并非物质满足，而是精神需要，其中最重要就是给予其平等权——民主权。而这一点恰恰是大多数父母所忽略的，他们认为自己当然要做主，因为要承担主要责任。其实，责任承担也可以随着权力的转移而转移的，只要子女成年了，具有了法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完全可以、也应该承担责任的，此时，父母仍然包办子女的决定权，就是侵权，会导致子女的反对或另行选择“父母”，如同行使间接民主权。同时，政府原则上会公平对待每位公民，这似乎也是如同父母对众多子女的本能，问题是，当血缘家庭子女过多时，父母有时难免偏心；特别是一夫多妻所生育的众多子女，即使父亲尽量要求公平对待每位子女，但总是力不从心，会被各位妻子歪曲；如此类推，当政府领导人无论如何把自己视为臣民的父母官，当然，更不可能公平对待每位公民，特别是当始终被许多人民甚至大多数人民反对时，父母官们就从难免偏心而变得只能偏心了，偏心于众多下级官员，以鼓励其代为对抗众多反对的平民，或偏心于平民中那些善于有奶就是娘者。如此，就形成恶性循环。对此，唯一方法就是给予公民直接民主权，即，独裁者越是敢于赋予人民民主权，就是如同父母对子女最大的爱心与鼓励，子民们才会知恩图报，才会如同许多家庭一样，始终和睦，子女尽孝，不然，无论官员怎样自诩为人民的公仆，人民都不会相信，不会爱戴，因为，这类公仆完全使本末倒置，是实际上把全民当做公仆，而官员如同奴隶主了，或者说，实际上把全民都当做未成年、不懂事的孩子，一切得有官员大人包办，问题是小孩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啊，为何官员又不包办体力劳动等呢，难道忍心使用童工吗？而且，父母大人必须平等对待每位子女，当人民数十数百倍与官员时，官员单靠自己的好恶判断如何能保证？特别是当有许多子女不服、反对时，官员如何面对这类叛逆子女？当官员自己有血缘子女时，更加如何平等对待？

因而，要全体子女履行如同甚至超越官员的体力劳动包括脑力劳动的责任，就必须赋予其不少与官员的权力；要确保每位子女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就唯有让全民自己来伸张、表决——丝毫不必担心会众口难调、人多嘴杂，因为，民主制有唯一的简单易行的规则就是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任何人得不到多数的同意，再刁难，也无用，任何刁民不怕官员，但肯定不敢不忍惹全体人民。当执政党父母赋予全民此类直接民主权时，如果西方策划要搞多党制竞选，人民只会说：难道对这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父母还需要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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