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税收】为什么说应该以人人交代理费或劳务取代税收?

半民主政府既拒不兴办民主经济,又需要钱,就满足于主要收收税,但因收税天性就困难,因为这是直接无偿的拿别人的钱,纳税人会对之耿耿于怀或斤斤计较,以致政府对于好不容易收到的税款也不能大方使用,对其它社会建设事务就能省就省,或者动辄发包给私营,把本应免费的项目赢利化,也趁机又可以多收税了。如此,就彰显着——

一、税收制度的反动性

如果说股票是土地私有制及私营经济逼迫与误导的、加之政府不作为与乱作为、从而使全民参与的反经济,那么,税收制度就是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对社会民主的反动,两者结合,就在社会上下全面扭曲了民主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使民主在社会上不可能真正实现。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专权国家批判半民主制是假民主,无疑正确,只是没有看准病症、找到根治问题的良方。

当代以半民主制为代表,及实行市场经济的霸权专制国家也实行的税收制度主要是:政府财政主要来自税收,交税是全民的义务,税率按收入比例增加,收入越多,征税比例越重。而且,都采取累进制,主要就由收入高者交纳,以对富裕阶层的不公平换取社会的公平,如同政府在劫富济贫,是为了绝对公平,细加剖析,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1、税收制度的前提反动:土地私有制及其贫富差距,加政府无作为。

(1)、这种税收制度的前提就是存在土地私有制或专权国家的事实上私有。它不是要废除这种导致一切不平等的基础,不根除有毒有害的树根,却是承认土地私有制,认为只需要对私有土地课以重税就行了。结果,由于土地是一切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活动的起点、基础,基础反动,就不可能靠在上面扭曲可以扶正,只会导致建立的大厦始终歪斜:向地主征税,地主就向使用土地者加价,产生无限的连锁反应,祸及全社会。

(2)、第二个前提是贫富差别。当一人的财富等于二人以上,就是悬殊了。它不是要根本改变导致贫富悬殊的原因,而是承认贫富悬殊的合法性,只是企图通过对富裕者征税来削峰填谷,如同劫富济贫。陷入自相矛盾:既然私人致富合法,就不该以不公平的征税来强制调整。因为不公平的方式理当违法,法乃公平与公意;又导致伤害了富裕者的积极性,还激发了贫穷者的依赖性,使发展的良性中断,恶习永存,恶性循环。因为导致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本来就在于土地私有制。

(3)、第三个前提是政府无作为。它承认政府在经济上应该不作为,只需要维持不公平的经济秩序与贫富差别,只需要以征税来勉强调剂,缩小差距。根本违背了人民成立政府的目的:人民成立最大的组织——政府决非只是要求它来管理、规范自己的自由,而是要求政府作为人民的最大公共组织能够组织全民在各方面凝聚合力,众志成城,既力量无穷,又充满人与人交流的欢乐,还时时学到更高的智慧等。否则,政府存在就弊大于利,因为管理、规范本身都限制了人的自由只是利弊各半。而人民只有在共同相处、交流中必然会自律,相互尊重,并不会侵犯或妨碍他人自由。总想侵犯别人自由者主要就是自恃高贵、不平等的特权者。

2、它是单纯的就经济收入论政府财政,而脱离政治权利。

本来宪法都规定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就因为经济收入太少,事实上广大平民可减免这宪法义务,表面上是对人民好,实际上就使无纳税或少纳税的平民对于无多少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力被富裕阶层所包办代替难理直气壮的抗议或要求收回。政府事实上成为少数纳税人的政府就有道德基础,就如集体委托代理人,如果集体中有些人没有支付代理费,代理人就会对没交费者不负责。

3、政府会嫌贫爱富,失去正义。

政府的财政主要靠富裕阶层缴纳,就必然使政府与富裕阶层越走越近,与广大平民越走越远,人民也只能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或视为当然。政府在经济制度上只放任私营经济,不牵头组织民主企业,来根本上帮助平民成为经济社会主人脱贫致富,也就顺理成章。

4、在政策上更加优惠资产阶级,以补偿其纳税。

进而政府还得在经济政策、机会上偏袒资本家,以补偿其经济上的损失,只是表面上往往以其它理由,诸如大资本家才有相应资历、能力、信誉,才能保证多赢利、多纳税等,政府才可多一些财力物力来为公众服务,如此这般,使众多中下阶层者无言以对,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富裕阶层也似乎纳税越来越多,形成对富人是良性、对平民是恶性的循环。富人失去了少的,但赢回了多的,广大平民赢了少的税收,但失去了多的财富与社会地位及平等发展的机会。

5、它根本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主次关系。

本来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自然状态下人人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无集体凝聚力,或一旦相聚却可能相互残杀、敌对的状况,为了消除个人的势孤力单、或大家相处的勾心斗角,变相减之差成为相加之和乃至相乘之积,大家不仅应该平和相处,还得全方位团结,不只是在政治方面要联盟,也包括精神方面、社会活动,更包括基本的经济方面,各方面都应有政府组成集体的力量来自然减少个体行为的弱点,弘扬集体行动的优点,成为经济等方面的模范。即,政府理当可以、也应该主导经济,而不是被私营经济牵着鼻子走。如果只按经济收入来征税,只靠或主要靠税收才能运转的政府,就等于宣告政府政治被经济决定,难免被占有社会大多数财富的少数富裕阶层所决定,从而被社会主义者批判成资产阶级专政。

6、使间接民主几乎名存实亡。

因为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主要只能靠税收杠杆,不是减税就是增税,连许多经济学理论也多局限在这范畴中。任何政党竞选时海誓山盟般的经济前景总难以实现,因为既无领导经济的能力,也无公有制经济的实力,选民也就陷于失望、希望、再失望、再希望、以致无望中的困境里,对经济无望下是选举投票率日益低迷,以此表示对政府政治的不满。人民到了连最后的政治权利都宁可放弃的地步,如此就连最后一点民主也名存实亡。

7、也使政府的施政始终乏力,导致公共建设滞后。

即使有的政府想多些公共建设、福利事业等施政,但由于政府只能靠税收,主要就靠少数资本家纳税。而资本家又可以自由的向外国投资转移,或者留守的资本家多数也叫苦不迭。经济下降而征税减少时,政府就面临财政赤字。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岂能为社会为民众服好务、做多事?号称世界最强、首富的美国就连全民免费医疗都迟迟没有实现,实在是所谓民主制的耻辱!在这基本人权方面还根本不如朝鲜俄罗斯。甚至还常爆出政府因财政危机而面临倒闭的困境。别说政府力不从心,就连众官员也会唉声叹气,无心问政。

8、何况,只按经济数量变化来定征税多少本身就会陷入无穷困境。

经济不仅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而且,花样翻新,瞬息万变,起落不定,根据复杂多变的经济来计算税率、增减税种、核算收入、扣减各项成本等等,简直就比企业自身生产经营还难,计算不准、征税不及或者计算混乱、官民冲突就在所难免。计算少了,就放纵偷税;计收多了,就挫伤商人的积极性,加重了政府与企业界的矛盾。特别是政府在本来就有限的财政里还得付出一大笔钱组建几乎是最庞大的征税队伍,而且只有这种队伍得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如影随行,越来越膨胀,不可精简。实在浪费人力物力,也势必加大企业的成本:企业明着必须按征税的规定登记各种本来对企业生产经营可以不用的帐目,暗里还得增加人手作假帐,以图少交税,毕竟私营企业都以减少支出作为赢利的必要条件,何况,这种不平等的征税始终成为企业界偷税漏税的道德借口,即使是国营企业也不例外,即,此偷非偷。因而,偷税漏税几乎是每个企业、个体户都故意或过失发生过的行为。

显然,当一种法律规定始终导致几乎人人、家家单位都会违反,那么,也可推定是该法律规定实在悖理、反动——反潮流而动。以致在最发达先进的美国,那位并未因纳税严重所困的中产阶级工程师就因为对税收不满而不惜以恐怖的极端方式驾机撞击税务大楼,希腊在2010年发生的社会危机就起源于国民逃税严重,致使政府财政赤字加剧,无力挽救经济衰退。许多此类血淋淋的案例到了催人梦醒、彻底变革的时刻。

9、如此税收制度还使政府较易发生腐败。

在征税时玩忽职守,该征的不征,或滥用职权,不该征的又征税,这类表面上的作为与不作为无非有双方利益交易的存在。一旦征税过程或征税结果没被人民监督,腐败就必然大量产生。而人民事实上不可能时时、处处去监督,哪怕是政府鼓励监督。何况,人民在私营雇佣经济下主要得为了生计而忙碌,加上征税与平民类低收入者基本无关,就更不想去关注,即使知道许多该征的未征,也觉得合理,而对于不该征的又征税了,也不会为被征税者鸣不平,反正只是征的少数富人。以致这类可能是最多的腐败反而被社会所忽略。同时,由于征税极其复杂多变,如果没有专门的审计部门对税务机关审查,就算税务公开,人民也难弄清各税务局到底征税多少,更难查实国家征税的真实数目,只能凭政府的自我公告,甚至连政府也难核实各税务局征税的实际数目。只要数目不清,税务官贪污侵占或私设小金库而集体贪占就在所难免,以致各地税务局往往是政府中最肥缺的部门。

10、社会陷入循环论证,自相矛盾。

本来政府应稳定如山,以不变应万变,才能驾驭风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万代,但政府财政得靠税收,税收得靠经济,经济又得靠政府政策,政策主要优势还是靠税收杠杆,如此就陷入循环论证。相互责怪,难免一同缓慢,无力而治。

既然税收要随经济,就会万般变化,莫测高深,甚至随心所欲,根本不合政治运作原则:权威规范、稳定组织、引导带头、保护救济。一切税收政策都可道貌岸然,义正词严,因为政府扮演着劫富济贫的角色,任何税收政策都不会被多数平民反对,即使富人资本家表面反对,但常常背后暗喜,因为政府在多征收了他们税收后必然会给予更多的赢利机会,否则,政府就面临难以征税而财源枯竭的困境。如此,私营者在极限压低雇工工资、抬高物价时更理直气壮,西方社会商品都标示两部分价格,其中之一就是税收,更有甚者还规定只有无纳税的外国人购物才须付税,本国公民购买时则无需支付税收价格,以貌似公平的方式、低怜的安慰来分化瓦解人民,消除不满;进而为了激励购买高档奢侈产品而又自相矛盾的规定:外国人购买后可退税,实在可怜,又失公平与尊严!仿佛又嫌贫爱富。复杂的税收反应的是政府复杂的心理,体现的是政府的虚弱与不自信,导致的是人民甚至外国人也只是被动的跟随政策,而不可能与政府同心协力、群策群力。如此经济岂有大手笔、大发展之力?!

11、只会使政府在经济上无所作为。

政府把财政捆绑在经济上,表面上使政府与经济共存亡,可迫使政府搞好经济,然而,私营经济的兴旺发达就是建立在政府无为而治基础上,政府干预、管理、规范经济过多,就涉及侵犯私人自由权利,会阻碍私营经济的激烈竞争与无限膨胀,政府主要只能起到保驾护航的被动作用,因而,所谓政府要拼经济只能是纸上谈兵,私营业主也丝毫不认为自己经济的成就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如果政府兴办、主管国有制经济,又会被私营业主斥为权势经营、违反公平竞争,而且,官僚经营体制也难以抗衡私营经济;如果政府不主导经济,只是搞政治,政治实际上主要体现在程序上,缺乏经济对象的政治必然是空虚的。以致政府就如在经济大海上漂浮的船,不仅无力控制波涛汹涌的大海,就连自己这船也摇摆不定,随波浪起伏,甚至难免被倾覆。不定期的倒台易位是正常现象,而人类社会之初的民主就是因为只有私营经济一极膨胀而被军队独裁者及私营大财主颠覆。可见,向经济征税提高不了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只会使政府频繁短命,直至整个政府、政治体制被推翻。

12、使私营经济一极盛行,贫富悬殊得以放任。

经济领域实行私营经济为主既是贫富悬殊的原因,而在这种税收制度的运作下,私营经济一极发展又成了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贫富悬殊可以得到调剂,以致经济领域只实行私营经济就成为不变的规矩,似乎天经地义,是经济唯一的真理。纵然——

13、税收制不仅使政治与经济脱节,也使政治与经济相互矛盾:

政治要求人人平等,经济却放任贫富差距,使人人在生存与发展上不平等,造成半民主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且,经济要靠政治来规范、保护,但政治又不能干预私营经济,政治直接只能受制于多数民意,但事实上必然受制于私营业主及其经济;而多数民意往往与少数私营业主相对立,就使得政府常常左右为难,这对矛盾时时处处在交锋、加剧,社会难免动荡不安。贫富差距导致广大贫困者连基本的税收都交纳不起,连自己选举产生的代理政府、委托的代理人也无法供给,政府政治也陷入自相矛盾:间接民主要求以多数人(选票)为主,实际上(经济上)又以少数人为主。如此,就导致两极分化的灾难:私营富豪不满时就背离祖国,平民不满时就只有不投票;当过半数平民连选举权都放弃时,政府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主要纳税人的政府而非全民的政府。

14、使政府更想、只想实行私营经济,以方便收税。

因为私营经济就会贫富悬殊,贫富悬殊时政府就只需向少数富人征税,既减少了向大多数人民征税的工作量,也顺利得多,富豪有钱就不太在乎纳税。何况,政府征税人员还可以暗中交易。如果说雇佣劳动是剥削的话,那么,政府就是想通过雇主来间接剥削广大雇佣工人。虽然,民主政府的税收是取之于民,也得用之于民,但人民仍很难领情,人民并不愿总被施舍,更反对放任剥削,尽管是在勉强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剥削。

15、在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下,本国人易于懒惰,不求上进,习惯于搞平均主义,日趋保守,人民并不再热衷于高收入,因为高收入工作往往得付出更艰难的努力学业等,又得支付高税收,相对不公平,无业、失业者反而可以领取国家救济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虽然名声不好,但自己在私营企业作雇工也无什么光荣的名声,何况,在私营企业无论如何努力工作也难有全面大发展,还始终不稳定。

16、税收理论的逻辑与等级霸权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嫌

(1)、如果把富人当做一个阶级,征税的起征点是进入该阶级的门槛,那么,靠税收来维持的政权就如同是富人阶级的政权。只不过半民主社会是以穷人太穷了,都可以免交税费,而选举权穷人同等享有,但不得享有决策权,因为,没有交税本来就没有政权,保留穷人的选举权已是勉强了,穷人平民当然不能得寸进尺,还要求直接决策权,而且,富人也无权直接决策,只能由政府议会来包办,但事实上任何政府政策都只能偏向于或维持私营经济的优先发展,因为这是其政权运转的物质基础,以致政权与广大无纳税的平民无关;而霸权阶级之所以一反盘剥的常态,不要平民奉献政治费用,决非对平民大方、客气、怜悯,只因认为政治权力是他们阶级当然享有的,无需凭借人民的任何行为包括支付政权代理费用,以免人民以自己支付了政权费为由而要求对应的平等的政治权利;还因为政府有权垄断社会的一切或主要财富,足够政权阶级使用。霸权专制就是标准的统治阶级的政权。

(2)、如果政府不因主要向富人征税就会优惠私营业主,仍是对富人穷人、雇主雇工同等对待,那么,如此征税就滑向平均主义:只在经济领域征收的前提是因为人们在本国领域内赢利了,就得交纳费用,而且,赢利越多,应交纳的比例也越高,似乎在本国内最好是不要赢利,更不要多赢利,赢利如同不应该、如同有罪,纳税是为了赎罪,显然有不公平的平均主义成分。作为个体生产经营的赢利是天经地义的,会利人利己,是人类与大自然进化的基础;即使是雇佣他人劳动而赢利的,只要是基于双方自愿、互利,也非罪,无需以无偿交纳来赎罪。

(3)、只有当社会只有地主私营经济占据着土地等自然资源,挤压了人民生存发展空间,使人民地位——土地上的位置不平等时,才不人道——因为民的天然路被挤压、堵塞,地主阶级才应支付补偿,故,这时交纳也不应称为税收,而应是对全民的补偿费。但是,如果只是或主要靠向这类私营经济征税,就必然同时放任、支持土地资源被私营经济占据,使广大雇工平民在表面无需纳税下连经济的主人也难有资格、有机会充当了——公共的土地不仅是人人自由的基础,也是人人平等公平发展的基础。土地、自然资源越被私人占据封建,其他民众就越减少了自由发展、平等竞争的空间。所谓民主政权从反封建专制开始,却滑向了人人封建的另一极泥坑。

17、政府放任的结果导致半民主逐渐消亡。

政府始终无法化解这对根本矛盾,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结果要么过多压抑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日益降低,导致资本不断流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又放任贫富悬殊的霸权专制国家,使只有民主才能带来的经济活力之源逐渐枯竭,最终使世界一同堕落;要么也放任贫富悬殊,主要依靠资产阶级,把政府变成富人阶层的俱乐部,日益排挤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会逐渐变成等级民主式的霸权专制——如古希腊、罗马帝国,只是富人阶层享有的民主,集体霸占广大人民的权力,最终导致等级霸权及其独裁的产生。

18、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税收制度阻碍着世界的统一、联合。

因为各国经济总是各有千秋,税收政策就千差万别,正因为税收政策不同使各国资本非理性非科学的流动,向外投资乃至移民并非着眼于民主政治、自由平等、科学需要、客观环境、人文地理等合理考虑,主要出于外国的低税制,能使降低投资总体成本或节省生活开支,哪怕增加了社会风险,成为政治奴隶等也在所不惜。因而,私营经济下富人总是希望不同国家政府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使自己的经济或者生活有空子可钻,这就间接放任世界不统一。尽管分裂的世界、各行其是的市场机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阻碍。

19、税收制度使全民等级化,多数人民的迁移自由受到限制。

税收制度一方面使人民不正常的移民,但同时也使国与国之间的人民移居、互动受阻碍,因为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以税务为基础的福利待遇,而享有这些待遇的前提就只能是本国公民,为了绝对公平,还得具有一定年限的国民资格,甚至还得曾经并连续纳过多少税或需达到一定的纳税数额才能分级享有等,就使一国之内的居民也会形成若干等级,使私有制导致的经济上不平等恶化成社会待遇、日常生活上也越来越不平等,必然危及政治民主的最后基础——平等、自由。他国的移民就很难融入本社会,国民互动、世界联合就更难,能够顺利自由移民的往往只能是少数富人,也大大限制了多数人作为动物本有的迁移自由。

20、税收导致半民主败给霸权专制的国际矛盾。

政治政策本来贵在稳定,而任何一种欲凭借权力自私自利的运作始终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导致政策多变,社会不稳,这种规律在霸权专制里如此,在半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如此想剥离人民政治权利的税收政策不仅无法稳定,也使政府作茧自缚:偷税本身只是出于对不公平对待的不满,并无对社会人民的直接危害性,却规定为犯罪,甚至是重罪;基本平等竞争下私营富豪并不会因为自己赢利多了就心甘情愿多交税,因为他们觉得赢利是自己本事,而私营经济也是个人自由的人权;只对富人征税就如同只侵犯了富人的人权,因而一旦找到哪里有免税或少税国家地方就会毫不留情的转移投资,直至脱离国籍,彻底摆脱本国收税的痛苦,本国政府的税收就大减。即使政府减少税率,也难竞争过以霸权专制国家为主的免税优势,因为霸权国家虽然搞免税或少税,但可凭空一举获得无数倍的外国资本,当然乐此不疲,反正霸权政府垄断着社会一切财富,可以无限压榨人民,就基本不愁政府财政。

可见,向经济征税的后果就使民主政府不仅会失去税收的对象,就连经济实体也不断失去。政府若采取控制资本外流的政策,又违反自由原则,即使勉强为之,也会挫伤资本家在国内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社会整体经济仍难大发展。此时,政府又不可能向平民征税,因为违反了其常规,加之广大雇工收入在私营经济里始终不会有较多剩余,同时在高物价下更所剩无几,只因有广大霸权专制社会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或更低收入水平的人民垫底,才暂时掩盖了半民主社会人民的无奈,保持了所谓发达国家人民高收入的虚荣。左右为难之际,政府只有向外发行国债。本来在国内难让人民接受的国债却凭借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受到以落后的霸权专制国家为主的外国追捧、购买,从而勉强度过财政危机的难关,却更把本是根本对立的民主政治与霸权专制纠缠一起,就造成了世界级矛盾难解,终会导致人类灾难。

21、政府主要玩征税,使人人都有压力,却无处获得轻松,而申请获得政府的补助或救济只意味着自己成为社会的累赘,最低等级,也会受到他人的记恨,何况,不可能过上幸福或体面的日子,难免使许多人就干脆懒惰,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求上进;一旦上进,就会被征税,如同被剥削;没有上进,就免税,甚至还有补助,让人觉得才公平划算。如此,主体社会当然会懒惰、堕落。

二、税收制度的重大缺陷致使政府禁闭民主公有制企业的兴起

税收制度使政府主要依赖私营经济,同时,得兴办国有制经济,以免税收不稳定,甚至需要减税来刺激私营经济的发展时政府有财政保障,这经济的两手都会排斥民主经济的诞生。因为,对于民主化的公有制经济政府无法支配企业的财富为政府所用,故,只会兴办国有制国营经济。当国有制企业亏损时,又有权处分拍卖,捞一笔财政收入。

如此,半民主社会就形成恶性循环:人人都想和平的当国王,就要求实现土地私有及私营雇佣制经济;为了保护私营经济,就得让私营经济者或其代言人掌权,以便限制国有制经济对私营经济的不公平竞争;由于私营经济者并不固定,人人都有机会,就要求实行普选,以保证人人也有机会竞选成为政治领导者,以便不仅保护整个私营经济,还会优先照顾自己所代表的私营经济;私营雇佣制业主不会要求直接民主、特别是经济民主制,因为民主的规则是一切或最终或尽量按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在私营雇佣制企业内却是典型的等级独裁专制,如果在企业内是全体雇工绝对服从个人,而社会上又是自己服从多数雇工,那不仅自己做不成小国王,就连这私营雇佣制企业也难保,雇工们可能会以新的方式——民主制来取代它,因而,私营资本家就一反等价交换、还得多赢利的常态,宁可自己“不公平”的多奉献税收,以支撑政府的运作,并要求政府倾向于保护自己,避免直接民主制诞生,至少要禁闭民主经济的诞生:民主经济借助全民自己的财政增富,而他们只能靠银行贷款,有不公平之处;民主企业的真正平等自由必然极大吸引私营雇佣制的雇工,使其人才难得;民主企业会产生惊人的动力,使其难以竞争。

间接民主代议制政府也不愿实行直接民主,特别是民主经济:直接民主使议会及政府的权力受限,不能照顾到私营经济,而民主经济又不会完全服从政府,使政府自收自支的财政、实力等难以保障,而且,民主企业的直接民主制在政治上也会动摇其间接民主。故,只愿兴办完全听从政府的国有制企业。但办多了,会遭到私营企业的反对,而且,无论多少,只听政府话的国营企业始终是官僚主义盛行,必然如专权国家一样腐败腐朽,虽然政府也反感,但私营企业暗中欢喜,减少了竞争对手,扩大了营业空间,赢利可能会更多,从而能更多纳税,政府也无什么损失,就可以干脆出卖国营企业,使其变成私营企业。

三、税务政策不可能使半民主政府理顺经济,常常进退两难

因为,征税对经济始终值只是起间接作用,并无直接决定力,而且,又是时候才能调剂,往往木已成舟,或尾大不掉,无助于带领全民以集体合力搞大手笔建设的大经济,社会经济整体上弊大于利,这是私营经济本质下流所决定的,征税只能加重下流。即使针对某些高科技、环保等上流行业采取减免税收或事后退税等政策来调剂,也最多只是可以使投资调剂余缺,不可能使企业经营的内在活力改观、提升,以致又陷入新的进退两难:政府刺激发展社会自然需要的实业,但反而收税少了;企业转行投入这类实业开发,仅靠有限期的减免税收并不能就赢利,以致继续拖延交税,或者因财大气粗,干脆以半途夭折来要挟政府,使政府兴办不行,不兴办也不行,这并非靠税收财政就能补救的。对于任何私人、私营来讲,下流才轻松甚至顺利,这也是自然规律,以下流对抗政府的“下流”征税,似乎在情理之中,就如卖淫行业反驳政府取缔的主要借口就是:可以如同赌场依法纳税啊。

私营只为多获利,抬高物价是必然趋势,但政府财政主要只能靠税收,而增加税收,更加刺激物价高涨,故,政府不敢增加税收,甚至为了竞选还常常减少税收,难免就捉襟见肘,无钱施政,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或缺乏管理服务状态,危在旦夕。而且,一旦税收过多,就会导致经济下滑,下滑又导致税收难以为继,就只能减少税收,更使政府行政都陷入财政短缺的困境。无奈之下,政府只能赤膊上阵,走上经济舞台,却是扮演更无赖的丑角,发行——国债(详见另外的专论或本书)